2014年8月21日星期四

中國“官員獨董”報告：誰對中組部禁令最敏感



中國“官員獨董”報告：誰對中組部禁令最敏感


















中國“官員獨董”報告：誰對中組部禁令最敏感





中國“官員獨董”報告：誰對中組部禁令最敏感

　　說明：統計結果受上市公司信息披露量影響。 統計數據來源：圖政研究中心。 原始資料來源：各上市公司2013年年報、2014年一季度報等。 （JZ 多媒體/圖）

　　他們拿走瞭多少薪酬

　　哪裡最盛產官員獨董

　　哪些行業的人士最值錢

　　誰對中組部禁止令最敏感

　　多少人提前離任，還有多少依然在任

　　在中央強力反腐的背景下，中國的上市公司們開始頻頻發佈獨立董事變動公告。看起來，中組部2013年10月出臺的《關於進一步規范黨政領導幹部在企業兼職（任職）問題的意見》（“18號文”）似乎正在產生效力，媒體紛紛報道說官員獨董“離職潮”正在出現。

　　原冶金工業部副部長吳建常，先後辭去江西銅業、中國鋁業的獨立董事職務；原四川省副省長鄒廣嚴，不再擔任川投能源公司獨立董事；原大連市常務副市長王承敏，告別中國船舶重工股份公司的獨董職位……

　　然而，中國資本市場上究竟有多少官員獨董群體？離職潮真相究竟如何？南方周末與時政數據研究機構圖政研究中心一起，依據2013年年報和2014年一季度報，對中國2532傢滬深上市公司的官員獨董情況進行瞭詳細的統計分析。

　　2013年年報統計顯示，曾經在黨政機關或者公檢法系統有過任職經歷的“官員獨董”共901人，加上一人兼任多傢公司獨董的情況，一共1101人次。這些獨董分佈在816傢上市公司中，也就是說，平均每2.3傢上市公司就有1人次的官員獨董。

　　僅從年報披露的薪酬來看，2013年這些官員獨董拿走的年薪共計7733.34萬元。不過，其中有96人次“年薪為0”，原因有的是因為剛入職，有的是因為“中管幹部退休後擔任獨董不得領取報酬”的規定，有的則根本未披露。也有一些公司，載明“報銷差旅費”，但幾乎都沒有披露具體數據。

　　不過，截至2014年6月29日，這些官員獨董中，70%仍然在任，僅有10.4%的官員獨董選擇瞭提前離任，還有19.6%的人士本屆任期自然結束，但不知道是否已經連任。

　　獨董“官五類”

　　這些“官員獨董”大致分為五類：

　　第一類是長期在黨政系統任職的“典型官員”。

　　比如，江蘇上市公司潤和軟件的獨董董化禮，先是任職於南京軍區空軍司令部政治部，後來在安徽和江蘇政界任職四十餘年，2008年退休，2009年起任潤和軟件獨董（2014年3月辭職）。同時，他從2009年起擔任上海能源獨董，至今仍在任。

　　第二類是曾經長期待在國有企業，或是後來從國有企業下海的“商官”。

　　例如原南京供電局副局長顧自立，曾長期在江蘇省電力國企擔任管理職位，後來擔任南京新聯電子公司的獨立董事。桂林旅遊公司獨立董事聞心達，早期曾是桂林市副市長，並曾在多傢國企任主要領導，目前是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長。

　　第三類是有過官方身份的“官方學者”。

　　最為醒目的是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目前有15人次的官員獨董曾在該中心工作過，其中金融研究所就“貢獻”瞭4人次。

　　金融研究所現名譽所長夏斌（2013年6月開始任南開大學國傢經濟戰略研究院院長，自1970年代末參加工作以來一直在央行、證監會、深交所等處任職，擔任國研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長多年，並曾擔任國務院參事、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同時在房地產公司“華夏幸福”以及海通證券擔任獨董，不過如今一傢已提前離任，一傢已屆滿。

　　金融研究所副所長巴曙松，2013年從民生銀行領走瞭100.5萬元，這是當年官員獨董領取到的最高年薪。

　　第四類是曾轉行去律師事務所或會計師事務所的“專業人士”。

　　這類官員獨董多達92人次，他們的從政經歷可謂五花八門：不僅來自公檢法司系統，還可能在國傢工商總局、央行、證監會、民政部、衛生廳、食藥監管理局、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宣傳部門、地稅局、城管局等等部門工作過。

　　第五類是長期在行業協會、基金會任職的“協會官員”。

　　比如，上市公司海寧皮城的獨董張淑華，1978至1988年曾就職於中國輕工業部皮革處，之後長年在中國皮革協會、國際皮業貿易協會任職。

　　翻開以上五類獨董的履歷，不難發現，他們擔任獨董的上市公司，許多都是在自己從政時所在的行業或者地域范圍內。

　　從地域來看，來自北京的官員獨董數量遠超其他地方。

　　這些官員獨董中，長期從政地是在中央的有375人次，占總數的34.1%；若加上曾紮根北京市系統的官員46人次，可以發現，曾長期在北京的官員獨董占總數的近四成。

　　從單位級別來看，中央與省兩級均盛產官員獨董。

　　最高曾任職中央級單位（以下簡稱“中央級”）的官員獨董共412人次，而最高曾任職於省級單位（以下簡稱“省級”）的，也多達427人次，這兩部分官員獨董加起來占總數的近八成。

　　不過，並不是所有系統都盛產官員獨董。

　　發改委系統是官員獨董的主要來源，多達133人次（占12.1%）的官員獨董曾在發改委系統工作過，有許多人曾就職於國傢計劃委員會、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等發改委前身部門。掌管政府財政收支的財政系統官員也受到上市公司青睞，他們占到官員獨董總人次數的11.0%。

　　哪些行業最愛官員獨董？

　　將各行業的上市公司數量與該行業的官員獨董數量進行對比，可以發現，“企官比值”最高的是金融業（僅包括貨幣金融服務業和資本市場服務業），每1傢該類公司就有2.68人次的官員獨董。此外，石油天然氣開采業和航空運輸業緊隨其後，“企官比值”分別達到1比1.25、1比1.00，這意味著這些行業每傢公司都至少有一位官員獨董。

　　相比之下，互聯網、信息技術等領域的官員獨董並不普遍。例如計算機、通信和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的上市公司共有213傢，總共隻有83人次的官員獨董，1傢公司僅僅對應0.39人次的官員獨董。

　　說明：統計結果受上市公司信息披露量影響。 統計數據來源：圖政研究中心。 原始資料來源：各上市公司2013年年報、2014年一季度報等。 （JZ 多媒體/圖）

　　哪裡盛產官員獨董

　　從行業和薪酬來看，官員獨董之間也有明顯的差別。

　　八成以上的官員獨董，年薪在10萬元以下，拿5萬-10萬元年薪的最多。不過，年薪30萬以上的官員獨董也有12人次，其中有8人次是受聘於銀行——僅平安銀行一傢就“貢獻”瞭5名年薪超過30萬元的官員獨董。

　　從行業的選擇來看，“中央級”官員獨董明顯集中在信息技術、金融等“高大上”領域：比如9.7%的“中央級”都集中在計算機、通信業的上市公司裡，省級則僅占5.4%；在資本市場服務業，有13人次的“中央級”官員，而省級僅有5人次。

　　而“省級”官員獨董自己的優勢行業是醫藥制造業，7.5%的“省級”官員匯聚於此，多達32人次，相比之下中央隻有19人次。例如原河北省財政廳副廳長陳金城，就在華北制藥公司連任4屆獨董。

　　此外，化學制品、道路運輸業等與民眾生活更相關的實體經濟行業，也是“省級”獨董們紮堆的地方。

　　不僅行業去向不同，薪酬的高低也有差別，級別越高的官員獨董“吸金”越多——在2013年拿到最多錢的五位獨董中，有四位都是“中央級”。

　　剔除0元年薪的獨董之後，“中央級”官員獨董平均年薪為9.25萬元/人次，遠遠高出平均線，而且是唯一高出平均線的群體——所有官員獨董2013年的平均年薪是7.7萬元（剔除0元年薪者）。其餘的省級、市級、縣級，全部低於平均線，其平均年薪分別為7.00、6.53、4.83萬元每人次。

　　與薪酬相關的不僅僅是單位級別，還有工作系統。

　　除瞭來自金融系統的官員獨董非常賺錢之外，另一個“賺錢”的系統是國資管理系統，在國資系統工作過的官員獨董平均年薪高達8.47萬元/人次。緊隨其後的是出自發改委系統的官員獨董，平均年薪為8.21萬元/人次。

　　“秘書幫”、軍轉幹部、同僚紮堆

　　“秘書”紮堆，這是官員獨董中一個有趣的現象。

　　2013年年報信息顯示，有差不多一成的官員獨董（105人次），從政期間曾擔任過秘書、秘書長等職務。

　　比如，大唐發電公司的獨董董賀義，曾先後在國傢經委、國傢計委、國傢發改委辦公廳工作，先後任秘書處處長、辦公廳副主任等。其2013年從該公司拿走瞭13.68萬元年薪，並於2014年5月因中組部18號文而辭職。公告顯示，董賀義在該公司已經連任獨董近6年。

　　原紡織工業部的部長秘書楊東輝，更是直接在相關行業的華紡股份擔任獨董。原財政部辦公廳秘書江錫如，還同時兼任神州泰嶽、立思辰、凌雲B股三傢上市公司獨董職位。

　　到瞭省一級，原遼寧省委辦公廳秘書趙廣傑2013年也通過中國鐵建的獨董職位，拿走瞭17.6萬元年薪。市一級中，原寧波市人民政府副秘書長、市口岸辦主任林勇，2013年從寧波海運公司領到8萬元年薪。

　　另一個值得關註的現象，是獨董群體中，不乏“軍轉幹”人員。

　　比如，華映科技公司獨董李錦華，曾是福建軍區的團職幹部，之後在中國人民銀行福建省分行、國傢外匯管理局福建分局任職。深圳市長方半導體照明公司獨董劉子先，是原某軍團連長、副營正營職參謀。

　　山東黃金礦業公司則一下招攬瞭兩名有軍隊背景的官員獨董：宋文平曾任解放軍33992部隊排長、副連級幹事，後來成為山東省國資委副主任；劉戰原來是山東省軍區宣傳處處長，後擔任山東省地礦局黨委書記兼局長。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資本市場上“兼職”最多的官員獨董陳日進，也是軍隊出身。這位前廣州軍區空軍參謀、海南省政府副秘書長，目前同時在海島建設、廣濟藥業等5傢公司任獨董。

　　上市公司官員獨董中還有一個值得註意的現象，便是“同僚紮堆”。

　　比如，原甘肅省環保廳廳長馮傑擔任酒鋼集團宏興鋼鐵公司董事長，這傢國有企業請來的獨立董事是原甘肅省副省長吳碧蓮（年報顯示未曾向其支付年薪）。2014年4月28日，吳碧蓮因為即將連任滿6年涉嫌違規而辭去該職位。

資料圖

資料圖

　　說明：統計結果受上市公司信息披露量影響。 統計數據來源：圖政研究中心。 原始資料來源：各上市公司2013年年報、2014年一季度報等。 （JZ 多媒體/圖）

　　七成依然在任

　　從不斷發佈的官員獨董辭職公告看起來官員群體正在紛紛遠離獨董職位。

　　但是，依據2013年年報和2014年一季度報進行統計，截至2014年6月29日，曾經從政的1101人次獨董中，70%仍然在任，僅有10.4%的官員獨董選擇瞭提前離任，還有19.6%的人士本屆任期自然結束，但不知道是否已經連任。

　　實際上，有關規定不斷趨向從嚴管理，但官員獨董依然遍佈資本市場。

　　2006年，公務員法規定：“公務員辭去公職或者退休的，原系領導成員的公務員在離職三年內，其他公務員在離職兩年內，不得到與原工作業務直接相關的企業或者其他營利性組織任職，不得從事與原工作業務直接相關的營利性活動。”

　　2008年，中紀委發文專門對官員獨董進行規范，不過此次發文規范的隻是中管幹部。文件明確要求，“中管幹部辭去公職或者退（離）休三年後擔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獨立董事、獨立監事的，應由本人向其所在單位黨組（黨委）報告，並由其所在單位黨組（黨委）向中央組織部備案，同時抄報中央紀委”。

　　到2013年，中組部18號文件又將有關規范擴大到黨政領導幹部、參公單位（即參照公務員管理機關事業單位）的領導幹部以及“其他領導幹部”。

　　對於違規在企業任職的行為，中組部18號文件規定“限期清理”，還給出瞭3個月的“大赦期”。“清理工作完成後，如再發現黨政領導幹部有違規在企業兼職（任職）或領取報酬隱瞞不報的行為，一經查實，要按照有關規定嚴肅處理”。

　　不過，這些官員獨董的任職究竟是否符合規定，是否已經報備，他們領取報酬是否合規，是否還有其他諸如報銷之類“隱性福利”，則因為信息披露並不完整，外界不得而知。

　　在近來愈演愈烈的反腐態勢下，這道“官員獨董禁止令”對一部分人群產生瞭影響。

　　截至6月29日，曾任職發改委系統的官員獨董對禁止令“最敏感”，15.8%選擇提前離任；其次是當過秘書的官員獨董，15.2%已經辭職，這兩個群體的離任率均大大高出平均離任率（10.4%）。

　　“禁止令”的效力同樣具有一個從上到下遞減的規律。“中央級”官員獨董中，13.1%已提前離任，省級則有10.8%的離任率，到瞭市級則僅有5.6%。

　　但總體來說，官員獨董的離任率都並不高。至於仍然在任的官員獨董中有多少涉嫌違規，並不清楚。

　　獨立董事何時“獨立”

　　在目前已經發佈的規范中，三年“冷卻”期備受矚目。

　　不過，這一禁止期依然留下瞭很大的空間。因為這隻是約束官員不到原本管轄領域兼職。

　　隻要不在本職領域，就不存在時間禁令。曾任國傢審計署人事教育司教育處處長、審計局局長、政法審計局局長張大維，2007年5月剛剛退休，2008年1月就成為瞭華誼兄弟傳媒公司的獨立董事，之後他連任兩屆，2014年3月底才剛剛屆滿。然而，這並不違規。

　　另一個爭議是，官員退休後繼續在人大、政協任職，同時兼任獨立董事。他們仍在部分行使國傢管理的職能，卻又被看成“已經辭去公職”，不受相關規定限制。

　　這些騰挪空間，讓官員獨董深陷爭議之中。

　　事實上，獨董制度的初衷，本是為瞭保證中小股東的合法權益不受損害，但現實卻並非如此。

　　早在2004年，也曾有獨立董事程厚博、劉文波“揭竿而起”，對國有企業樂山電力提出質疑，希望聘請會計師事務所對公司負債進行審核。但最終，這場風波以兩位獨董辭職而告終。同年，伊利股份也罷免瞭“找事兒”的獨董。

　　到現在，十年過去瞭，獨立董事的“獨立性”不僅未能得到重塑，反而在許多上市公司中逐漸淪為“花瓶”，甚至成為進行利益輸送的“灰色通道”——獨立董事的年薪隻是公開的表面收入，往往還有報銷等其他“隱性收入”，甚至與上市公司有關的信息也可能存在牟利空間。

　　比如，曾經被廣泛報道的一則案例是，中信證券明星分析師楊治山，2011年以漳澤電力的獨立董事身份參與瞭同煤集團與漳澤電力資產重組的論證過程。之後，楊治山指使他人開立證券賬戶，買入漳澤電力的股票期望牟利。

　　正因為獨立董事背後的這些利益，讓官員獨董現象備受矚目，也成為中央強力治理的領域。不過，從現有情況來看，這一現象要想真正得到治理，尚需進一步的決心，更需公開透明的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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