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0月20日星期一

敬一丹談《焦點訪談》變遷：如今變成“你懂的”



敬一丹談《焦點訪談》變遷：如今變成“你懂的”


















敬一丹談《焦點訪談》變遷：如今變成“你懂的”





　　“這麼多年，我欄目不換、老公不換、車也不換，可能骨子裡我就不是一個尋求變化的人。” ——敬一丹

　　我們當然需要打老虎，但是打老虎也需要條件；你還得問問自己，你是不是武松。——敬一丹

　　“我現在有點倒計時心態。每次進直播間我都會想這是倒數第多少次。”敬一丹對南方周末記者說，這叫“珍惜”。

　　熟悉她的人都叫她敬大姐，她也覺得這是最好的稱呼。

　　2015年4月，敬大姐要滿60歲瞭，要從央視退休瞭。

　　20年前《焦點訪談》開播，敬大姐一年後進駐，19年來都沒有離開過《焦點訪談》的主播臺。“大傢一看這張要出事的面孔，我還能去做什麼節目呢？”敬大姐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19年前，打動敬大姐加盟最關鍵的原因是：居然能在國傢電視臺黃金時間每天播出一個輿論監督的節目。

　　“《焦點訪談》不是一個讓人舒服的欄目，它就是為瞭讓人民保持痛感。”敬大姐說，別人是“刺痛”，她選擇“隱痛”。

　　2014年初，《焦點訪談》曝光東莞色情服務業，當期節目的主持正是敬一丹。

　　她走進演播室，看到大屏幕上，一排女孩兒站在那兒等待挑選，堅決要求換掉鏡頭；即使要用，也必須打上馬賽克。當她確認看不出面目之後，才開始錄制這期節目。

　　“她們是這個事件的最末端，我們挖這事的根源，你不能最後打在這些女孩子身上。”敬一丹強調。但是節目出來後，有的鏡頭並沒有打馬賽克，經營者有的反倒給打瞭馬賽克。

　　“那些女孩不是更應該保護嗎？這件事讓我特別難過。”敬一丹對南方周末記者反復強調自己的難過。

　　“你的每一個鏡頭，都可能會影響這個人的命運。”敬大姐20年裡，心裡一直存著這個“分寸”。

　　退休後的敬大姐也會很忙，2014年9月開始，她將在北京大學開課，繼續她的中國傳媒大學兼職教授，長期給國傢部委領導幹部培訓班和新聞發言人培訓班上課。

　　“我是一個廣播人，從看不起電視到加入電視，然後到電視的巔峰；在快要退休的時候，互聯網崛起。特別有意思的過程。接下來怎麼面對互聯網這個強大的對手，讓白巖松、水均益他們去對付吧。”

　　2014年7月21日，在北京央視舊臺址附近的一傢賓館，敬一丹接受瞭南方周末的獨傢專訪。

　　“輿論監督節目居然能出現在中國電視上”

　　南方周末：白巖松說，敬大姐狠不下心來，這是誤解嗎？

　　敬一丹：不是誤解，很多同事都覺得我心太軟，我確實缺少一點銳。

　　白巖松、柴靜，還有更多的記者，我們很多同事很有鋒芒。

　　《焦點訪談》不是一個讓人舒服的欄目，我們這一行就是為瞭讓人保持痛感，對社會機體是不是健康保持警覺。痛感有刺痛，也有隱痛，我可能就屬於那種隱痛。我雖然沒有那麼鋒芒，但也不是讓人輕松的人，很多人都說，一看你就皺著眉頭，好像有多少沉重似的。可能一個欄目，刺痛、隱痛都需要。

　　南方周末：當時孫玉勝是怎麼說服你去《焦點訪談》的？你當時是鐵飯碗，他們是臨時工。

　　敬一丹：今年是《焦點訪談》開播20周年。我是《焦點訪談》一周年的時候加入的。籌備時，孫玉勝給我打瞭一個電話，說話非常平實：現在準備辦一個欄目，輿論監督性的，在每天《新聞聯播》之後的黃金時段播出，想到瞭兩個主持人，一個是你，一個是北京電視臺的方宏進，你考慮一下。

　　這個短短的電話，給我提供瞭幾個特別重要的信息，最讓我興奮和意外的是，國傢電視臺居然能在每天黃金時間播輿論監督。在這之前央視有點輿論監督色彩的節目是《觀察與思考》，一周一次，有時候還要斷頓，遭遇各種各樣的阻力。

　　那時我在《經濟半小時》，做的也都是深度報道，也參加過《質量萬裡行》，典型的輿論監督節目，但我從來沒有想到，會有一個欄目天天播出，這是什麼力度？

　　我那時候還不認識方宏進，我暗自比較瞭一下，我們兩個人有相似的地方嗎？為什麼會首先想到的主持人是我和方宏進呢？

　　沒有下決心最重要的理由，是當時我正在辦《一丹話題》，《一丹話題》是趙化勇點的題，當時他是經濟部的主任。這裡鏈接一下，當時我想辦一個小節目《黃金書屋》，介紹經濟界學人、經濟類的書，好像一個書屋女主人那樣。我和趙化勇談這個想法，他說，你可以辦《一丹話題》，你適合辦言論性節目。在這之前，從來沒有人告訴我，你適合什麼，那是趙化勇對我非常重要的點撥，是我職業生涯中得到的非常重要的建議，於是就有瞭《一丹話題》。

　　南方周末：但你還是去瞭《東方時空》。

　　敬一丹：那時《一丹話題》正在辦的過程中，就好像一個小嬰兒，不能一下子就撒手。我一邊辦著這個，一邊就註意著孫玉勝他們的準備。《東方時空》是一個孵化器，它一開辦的時候，我們全臺的鐵飯碗都在關註，《東方時空》會是什麼樣子。

　　開播那天，我是早上上瞭鬧鈴起來等著看的，那個時候早晨完全沒有看電視的習慣，早上上瞭鬧鈴看電視這是第一次。

　　剛播出的時候，先放一個《東方晨曲》，一個鴿子飛過來，我渾身起雞皮疙瘩。我現在還記得那個情景，一大早我們傢就我一個人起來瞭，看著電視，我當時還不能說這是一個歷史性的瞬間，但是我就分明覺得，和我們平常辦的節目很不一樣。後來再辦《焦點訪談》，我就會想象：會是怎樣的。

　　南方周末：和你的判斷有出入嗎？

　　敬一丹：我記得《焦點訪談》第一期，並不是我預想的輿論監督節目，很穩重地在談國庫券的發行，挺中性的。

　　我觀察瞭很久，它喚起瞭我：這是央視黃金時間的輿論監督節目，如果我能身在其中，那真是趕上瞭。

　　我跟孫玉勝說，過一段時間我來，還行嗎？孫玉勝也特別簡單地說：什麼時候都行，等你。我在《一丹話題》辦瞭一年的時候，果斷結束，錄像時直接把告別的話錄完瞭——你們誰都不能說服我瞭，我去意已決。

　　《一丹話題》結束在問號裡，最後三期節目是關於道德的問號。那是1994年，對於道德困惑，我也無解，我深知像《一丹話題》這樣一個小作坊式節目再這麼做下去，我會沒有彈性的，因為決定節目內容的幾乎就是我自己。我也看到瞭《焦點訪談》那種集團式的作戰，很前沿，很現代，最重要還是：輿論監督這種節目能出現在中國電視上，沒什麼能比這個讓我更興奮。

　　“過把癮就死， 不是成年人的態度”

　　南方周末：突然轉向一個輿論監督的節目，你有適應期嗎？

　　敬一丹：有很長的適應期。我一上手做的第一個節目，制片人就說我銳度不夠。

　　北京市有些人濫印地圖，印錯瞭，我拿著這個印錯的地圖說，這有多嚴重，會帶來多少麻煩。制片人說，你得往下挖，誰印錯的。這還用挖？底下都寫著某某出版社。不行，你得找到這個人，采訪他——這和我在經濟部時的工作方式不太一樣，經濟部說出現象就行瞭，不一定要挖到這個人。

　　我就去采訪，是一個專業出版社，我拿著地圖找主編。主編一看就是一個老編輯出身的文人，說真是對不起，我們這個出版社是學術出版社，技術性的，這個書籍出一本賠一本，我們剛批瞭一個綜合編輯部，還能掙點錢，剛印瞭一個地圖就印錯瞭。我實在不忍心采訪他瞭。

　　我本來想問，你知不知道把地圖印錯瞭，後果有多嚴重嗎？可是一開口我就變瞭問法：你以前印過地圖嗎，編過地圖嗎？那個小夥子說沒有，這方面實在沒有經驗，確實弄錯瞭。

　　從這個責任編輯到那個主編，都一副認錯的態度，我判定這不是惡性的，隻是過失，沒強調他們可能帶來的嚴重後果，把那個小夥子由於經驗不足帶來的原因編進去瞭。就這樣，我心裡還在想，節目播瞭，這個小夥子將來還能評職稱嗎？

　　頭兒看瞭以後說，太沒有銳氣瞭，沒有鋒芒。孫玉勝也跟我說，你不夠前衛。中央電視臺評論部，口號之一就是“前衛”。

　　我試圖改變。做瞭一個“假種子”事件。湖北出現瞭假種子，我們到現場，看到憤怒的農民把糧庫砸瞭一個大窟窿，誤瞭農時瞭。我也很憤怒，到處找縣長找書記，找不著，人呢？辦公室的人告訴我們，縣長、書記全都到第一線去瞭。《焦點訪談》的思路是：真的嗎？在哪？我們跟過去。

　　縣長和書記真在那兒，帶著農業科技人員教農民緊急情況下的育種。我就想，我不能在隻用被農民砸爛的糧庫的鏡頭，也要用縣長和書記如何緊急處置。如果隻停留在糧庫的大窟窿上，再渲染一下：它如何誤瞭農時，如何影響瞭農民，傷害瞭農民利益，這個節目會很火，但後面才是我所看到的全部。

　　後面這部分用上瞭，我起瞭個題目叫《谷雨話種子》，不是冒著火星的標題。節目播出以後，他們也說“有點溫”。《焦點訪談》在那個鋒芒畢露的年代，“溫”是一種很大的批評。

　　南方周末：你接受這種批評嗎？

　　敬一丹：節目要求和我性格之間確實有沖突，但我也確實不願意違背內心，我寧可節目溫。我的弱點可能真不太適合短兵相接。好人犯錯，我下不去手；真正的壞人，我鬥不過他。當然我也沒有怎麼遇到過真正的壞人。

　　我去采訪失足少年，攝像在旁邊說，你跟那個少年犯說話怎麼像孩子的大姨似的？在我眼裡他首先是一個少年，然後才是“犯”。

　　後來《焦點訪談》實行瞭總主持人制，我們這幾個總主持人更多從事演播室的工作，我就慢慢感覺對位瞭，演播室需要和現場拉開一定距離，它需要沉下來思考，主持人的言論不僅僅是銳，更重要的是分寸。

　　南方周末：銳和溫之間的分寸，怎麼平衡？

　　敬一丹：一次在《直播中國》裡的一些采訪細節，我就放棄瞭。

　　采訪一個女孩，她傢境非常困難，爸爸在小煤窯做事，她去給爸爸送飯時，小煤窯出事瞭，女孩提著一瓦罐的午飯，眼睜睜看著她父親出不來瞭。先期已經確定瞭這個女孩可以接受采訪。我看著她，七八歲的樣子，我說不能采訪。為什麼啊？物色的幾個小孩裡，這是最困難的，也是最有效果的。我不能讓這個女孩再重復自己看見父親再也出不來瞭的那種情景，我絕不能采訪。

　　我問女孩，傢裡還有什麼人？說還有叔叔。成年人承受能力比較強，我說可以采訪叔叔，讓他來復述礦難情景。後來這個小女孩隻是在鏡頭裡出現，我都沒有讓她說話。

　　這種放棄，可能會讓一期節目失去瞭一個看點淚點，但會讓我內心安寧。

　　而且常態也不一定不能說明問題。我們後來采訪瞭一個傢境平平的小女孩，叫楊芳，父母雙全，有個姐姐，都是普通農民。我就看她畫畫，畫的熊貓、竹子什麼的，全都是藍色的，我問她竹子什麼顏色的，她說綠的，我說那為什麼用藍的呢，她說，我隻有一支圓珠筆。這就成瞭一個點。老師說他自己也沒有彩色粉筆，要畫一朵紅花，隻能用白色粉筆泡在紅墨水裡曬幹瞭，變成紅粉筆，給同學們畫一個紅色的花。

　　這組鏡頭播出以後，這個小姑娘收到瞭全國各地寄來的幾百盒彩色的筆，老師把這些彩筆分發給瞭同學們。

　　南方周末：這是對待弱勢群體，對待強勢群體呢？

　　敬一丹：《焦點訪談》對人的幹預很厲害，他們用瞭一個詞說《焦點訪談》“毀人不倦”，經常我們節目播出第二天，對方就烏紗落地，對這些人來說，命運就改變瞭。

　　《焦點訪談》越火，我就越覺得我們得謹慎，你的每一個鏡頭，都可能影響這個人的命運，不管他是強勢還是弱勢。

　　我們要承認自己的有限，否則明天我可能會為我昨天說的話臉紅。當特別熱鬧的現象出現，節目必須面對它的時候，我要“留有餘地”，我不會在節目裡做出歡呼狀，經常會是問句，留一點空間，空間是留給觀眾的，也是留給時間的。

　　過把癮就死，不知道死過多少回瞭；過把癮就死，也不是成年人的態度，我們不是要很多憤青在這兒表達。

　　《焦點訪談》最初，如果拍到不許拍照、推搡記者擋鏡頭時，特別暗自興奮，初期時這些鏡頭我們直接編到節目裡，很有力量，大傢一看就會覺得：那是壞人。但這種判斷太簡單瞭。

　　後來我們主動減少，甚至不讓用這些鏡頭瞭，應該說《焦點訪談》從最初的血氣方剛的年輕人，慢慢也變成瞭講理的中年人。

　　“你可以簡單地把她們看成壞女孩，我不能”

　　南方周末：你怎麼看待今年初《焦點訪談》做的“東莞系列”，影響很大，質疑也很大。

　　敬一丹：東莞這期，是一邊制作編輯，一邊在錄演播室部分的。我還沒看到編成的節目，就已經在錄演播室瞭。後面的大屏幕，鏡頭是一排女孩站在那兒等待挑選，我說不能用，他說我們隻能在那幾個鏡頭裡選瞭，我說你可以用街景，招牌不是也能說明問題嗎？

　　演播室工作環節，我和其他工種不是上下級關系，但是那天，我堅持所有有女孩的鏡頭都要打馬賽克，看不出面目的時候，才錄。有女孩的近景也不行。我最直覺的想法就是，她們傢人看到會怎樣呢？

　　從某種意義上說，她們是這個事件的最末端，事情根源，不能最後落在這些女孩身上，你可以特別簡單地把她們看成壞女孩，但是我不能。

　　讓我特別難受的是，節目播出後，我看見有些女孩沒有打馬賽克。我就問他們，為什麼這些女孩沒有打馬賽克？沒人給我一個回答；我說為什麼那些經營者有的反倒給打瞭馬賽克呢，你要保護他們的隱私權，還是保護他們正在調查事件的權利？但那些女孩不是更應該保護嗎？我覺得這個不用什麼大詞，最樸素的想法，她如果是你的鄰居呢？她們還那麼年輕，這是人之常情，還不要說新聞倫理。這件事讓我特別難過。

　　北京大學電視研究中心，每年底有一個電視批評的發佈，叫“掌聲與噓聲”，其中的噓聲就給瞭屏幕上那個該打馬賽克而不打馬賽克的現象。這種情況屢屢出現，這個很容易被理解的新聞倫理，為什麼會屢屢突破底線呢？

　　我且不議論這個報道怎樣組織的，報道頻次，都有值得我們思索的地方，僅僅是離我最近的這個細節：片子裡邊為什麼不打馬賽克？

　　後來我看到其他媒體同行對東莞事件的後期調查，我覺得有些就是負責任的，不是那種熱鬧的。

　　南方周末：有人批評《感動中國》沒用，你當時表示不理解，現在認同瞭嗎？

　　敬一丹：有它這個世界會變得更好，沒有它會有缺失。什麼叫有用，這個用是直接推動嗎，能立竿見影解決嗎？我還是很看重潛移默化潤物無聲的存在。《感動中國》，我最肯定價值，就是它是給我們信心，在一個我們經常感覺混亂的時候，這些很單純的人給我們一種信心。如果沒有這種信心，我覺得很危險。

　　我一直弄不清，網上吐槽的人，是認真的，還是有點故意的？當我和他面對面的時候，在真實生活中，他也這樣嗎？

　　你憑什麼說“必須”，你為什麼要說“應該”

　　談小崔

　　小崔有病，大傢特別心疼；小崔睡不著覺，所會安排在下午和晚上開，讓他上午睡覺，沒人抱怨，大傢都心疼他。

　　幽默隻不過是觀眾看到的小崔的一部分而已。大傢覺得我看起來很嚴肅，但是就認真程度來說，小崔比我更較真，他會奮不顧身地論戰，他也才會抑鬱。

　　談白巖松

　　白巖松沒人心疼。

　　白巖松一天幹多少事，他幾乎是我們頻道最忙的一個主持人，大傢都覺得這是他應該做的，也能做。

　　有次白巖松骨折瞭，拄著拐來直播。直播完瞭，夜裡頭，一個孤獨的身影拄著一個拐，走出我們的樓，自己上車瞭。我說你沒找個人開車？他說，自己開，沒事兒。

　　白巖松承受力極強，不論是體力上還是精神上。我經常會為小白捏把汗，看他在節目裡頭表達，我就緊張，每次他又總能把話繞回來，在一定的空間裡，他對邊界還是有把握的。

　　談方宏進

　　如何面對鏡頭，如何面對話筒，我們要去專門訓練，很少有人在鏡頭前保持常態。老方天生就不在乎鏡頭。

　　小水有點明星相，小崔特有人緣，小白是超出常人的銳利，老方和他們都不一樣。老方是平實、平常，跟人傢沒有距離的傢常感。

　　老方永遠戴一條領帶，一是他懶，二是他說：你不要註意我穿什麼，要註意我說什麼。我挺欣賞他這句話的。

　　——敬一丹

　　南方周末：你曾跟溫傢寶反映，1998年《焦點訪談》輿論監督占瞭47%，2002年降為17%，現在還占多少？

　　敬一丹：我還沒看今年的統計。說一點感覺，我值班主持的這一周，假如沒有一條輿論監督的節目，我會問自己，我還是在《焦點訪談》嗎？

　　南方周末：輿論監督力量曾經突破瞭多少禁區？

　　敬一丹：當時大蓋帽是權力的象征，是警察叔叔，還可能是工商，它出現在鏡頭裡的時候，是很醒目的，真的看著一點點在突破禁區。當然老百姓也批評我們，你們就是刑不上司局，隻能打打蒼蠅，不能打老虎。我就說，蒼蠅不也得要打嗎？我們一時上不瞭司局，縣級以下，也是應該打的。我們當然需要打老虎，但是打老虎需要條件，同時我們還得問，自己是武松嗎？

　　南方周末：《焦點訪談》是什麼時候變的？

　　敬一丹：它是漸變的，不是到哪年就變瞭。我把它分成早期和現在，早期的，1997、1998年的《焦點訪談》，是有鋒芒的，現在就變成瞭“你懂的”。

　　《焦點訪談》的興衰和媒體環境相關。最初《焦點訪談》一花獨放，那個時候“輿論監督”對很多老百姓來說還是生詞，他們是在自傢電視上看，用這麼通俗的方式瞭解到，我還可以這樣說話，我還可以這樣實現我的權利。那個時候的公民權利、憲法，存在，但離自己挺遠，《焦點訪談》讓他覺得離得近瞭。

　　當時很多地方臺都出現瞭類似《焦點訪談》的欄目，形成瞭一種電視現象。我常和地方臺的朋友說，不是因為我們多能幹，而是因為它在國傢電視臺，有尚方寶劍，也就是頂層支持。在中國這片土地上，輿論監督是需要頂層支持的。朱镕基總理就是善用輿論監督的典范，如果沒有當時他自覺主動地運用媒體，就不會有《焦點訪談》那樣的鋒芒。

　　南方周末：你曾說是地方政府和部門的意識和接受程度出瞭問題？

　　敬一丹：有輿論監督就有反輿論監督。說情在很多地方成瞭組織行為，最初的說情是老鄉、同學，後來變成瞭組織行為，有些地方的主管部門來說情。有人說《焦點訪談》門口排瞭兩排隊，第二條隊伍是隱性的，是我們看不見的，這也是中國特色。

　　還有就是媒體環境，現在的年輕人，遠離傳統媒體，包括《焦點訪談》。

　　2010年左右，我去中國政法大學講座，臺下很多本科生，我問瞭他們三個問題：

　　我說同學們沒看過《焦點訪談》的舉手。都沒舉手，心中暗喜。

　　第二個問題，誰現在還看《焦點訪談》？也沒人舉手。我的目光和幾個人相遇的時候，有幾個人舉手瞭。我猜他肯定會說，我媽特喜歡看，我爺爺、我姥爺特喜歡，給我一個小面子。

　　第三個問題，誰在用微博？全禮堂的同學都舉起瞭手。

　　我不知道說什麼瞭，我明天怎麼辦電視欄目，我明天還有觀眾嗎？活生生的選擇就在我眼前。後來我把這三個問題問瞭不同學校的學生，包括北大，雲南、江西甚至西藏大學的學生，答案幾乎一樣。

　　但我至今不太理解的是，他們都不看《焦點訪談》瞭，為什麼還願意來聽我講座，願意和我面對面交流呢？

　　南方周末：有答案嗎？

　　敬一丹：說明人們對傳統媒體還有期待。

　　這些年輕人撲向瞭新媒體，漸遠瞭我們，可是為什麼他們還有熱情來聽一個傳統媒體人，一個輩分是他們阿姨、媽媽的人，來做這個交流？

　　他們畢竟是看著電視長大的，還有，大傢沒有完全失望，還有期望。

　　南方周末：怎麼能恢復期望？

　　敬一丹：比如說電視人的姿態。我們經常能聽到祈使句，不光是電視，很多媒體也經常會說“要”、“必須”、“應該”……你憑什麼說“必須”，你為什麼要說“應該”？我把這樣的話當成忌語。我開不瞭口。有幾次，所有工種停下來，我在那兒改，這不是換掉一個詞的事，這是一種態度。

　　柴靜曾把我作為案例來分析，她說敬大姐是那個年代過來的人，可是她卻拒絕那個時代的語言。但有些比我年輕很多的人，為什麼一到說“要力度”的時候，一說這是上面的命題作文時，就會大量出現“要”、“必須”、“應該”。

　　一部分原因是偷懶，說套話最省事；還有更讓我不安的可能，就是他們覺得，這樣做領導喜歡。

　　祈使句，過去我不能容忍，現在在多元選擇的環境裡，更加不能容忍。原來人傢也沒有別的選擇，容忍你瞭，今天如果電視還保持原來那種姿態，你還有明天嗎？

　　南方周末：微博、自媒體會取代傳統媒體的輿論監督功能嗎？

　　敬一丹：不是取代，可能是一部分轉移。就權威、專業、準確、全面、公信力來說，主流媒體還有很多事可做。

　　這兩年，中央電視臺和《人民日報》同時開辦瞭一種節目，針對網上流言和謠言，三天兩頭做真相調查。一開始我覺得這個挺好，網上聲音那麼嘈雜，我們專業記者去調查，給大傢一個真相。做多瞭後我想，現在的《焦點訪談》難道是要在這兒當一個謠言粉碎機嗎？我們的這種參與，也形成瞭這個時代的特點。

　　你說能取代嗎？我覺得會有一段共處。很多事網上傳瞭幾天，我們再來報道，可能可以直接推動事情的解決——網上發酵的過程中，形成瞭輿論力量，接下來主流媒體關註，可能形成改變的力量。

　　“寫著敬一丹收，我就不能覺得這事跟我無關”

　　南方周末：《聲音》攢瞭幾年的來信，都是你自己拆的、自己挑的嗎？

　　敬一丹：也有幾個朋友幫我挑選，最後是我來定。拆不過來，我辦公室的信誰都可以拆。現在寫我收的信已經大大減少瞭，可能因為手寫的信也少瞭。我們臺建瞭一個網絡平臺，專門接收觀眾來信，給我個人的壓力要減少很多瞭。那時候我會想，他寫《焦點訪談》編輯部收，這信我可以不看，但是他寫著敬一丹收，我就不能覺得這事跟我無關。

　　我要不做《聲音》那本書的話，可能我也快抑鬱瞭。最直接的想法，將來我女兒那代長大以後，如果想知道1990年代中後期中國老百姓在說什麼，這也是一種民間文本。

　　做書時有幾個細節，我公公看瞭看我寫的稿，問，一丹要幹什麼？說要寫一本書，把觀眾來信編在一起。他說，這在1957年就是右派。

　　出版社把書送去做版權手續登記時，新聞出版署說，這書算什麼類別？不知道，後來勉強給瞭一個新聞評論類。既然過去沒有，過去也不許它有，而1997、1998那個年代可以有，我就更能說明書的價值瞭。

　　南方周末：白巖松說，隻有你會認真拆讀者寫的信，還嘗試轉給有關部門，有解決瞭的案例嗎？

　　敬一丹：沒有，我們不是信訪部門，也不能要求我們把信轉完瞭後要一對一答復。其實我們也沒有一個官方的法定渠道可以轉，也許我看到瞭，恰好有個相熟的關系，這樣才能轉。

　　南方周末：後來你成瞭政協委員，是不是就轉到另一個通道解決瞭？

　　敬一丹：隻能說解決一些，我當瞭10年政協委員，5年人大代表，其實在哪兒角色是一樣的。我那天看到白巖松打電話，在跟人特別熱情洋溢地說一個提案，像我和白巖松，隻要有一種渠道，我們就要用這種渠道熱情洋溢地說。

　　南方周末：你後來跟央視東門排成長隊的上訪隊伍還有交集嗎？

　　敬一丹：我剛到《焦點訪談》時，在門口接待過一群上訪的，為首的是位律師，關於土地的事，我問她，你為什麼會領著他們到這兒來，為什麼不走法律的程序呢？這個女律師跟我說，我們更相信輿論。後來我們臺就對主持人有要求，不允許在東門口接待來訪。

　　南方周末：她的材料你收瞭嗎？

　　敬一丹：拿回來瞭，進瞭選題研究，但沒做成節目。

　　2003年，我當政協委員的時候，辦瞭一個欄目叫《聲音》，我對“聲音”這個詞情有獨鐘，我的書叫《聲音》，這個欄目也叫《聲音》。

　　這個欄目的聲音，是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的聲音。每年兩會，傾盆大雨一樣的信息宣泄，很多議題往下做，都是一個小小的調查報告，但是兩會過瞭都沒聲音瞭，我覺得是資源浪費。

　　節目就是把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的提案議案電視化。我當時是想辦成一個場外議政，隻不過沒有叫這個名字而已。

　　當時起瞭兩個名字，一個叫《議論風生》，一個叫《聲音》，我一直覺得議論風生是一種特別健康的社會氣氛，議論風生的反義詞就是萬馬齊喑，是1957年以後的那種社會氣氛。後來往上報的時候，選瞭《聲音》。

　　我還想瞭一句廣告語：放大弱者的聲音，傳播智者的聲音。這句話我是有感而發，媒體天天傳播聲音，有平庸的聲音，甚至有錯誤的聲音，有多少是智者的聲音？

　　政協委員裡有很多精英，他們很多是值得傳播的智者的聲音。

　　《聲音》存在瞭一年，有些選題和《焦點訪談》很相近，在欄目歸並的時候，就和央視論壇合並瞭。

　　“我和先生結婚33年瞭”

　　南方周末：當年你考瞭3次，一定要讀廣院的研究生，為什麼？

　　敬一丹：我是末代工農兵學員，76級，是“四人幫”打倒以後，高考還沒有來得及恢復的撥亂反正時期，上的大學。

　　我慶幸上瞭大學的時候，77級入校瞭。他們的學制為什麼是4年的，他們的課程設置為什麼比我們多？我們教室裡有臺電視機，他們教室沒有，有一個同學就總到我們教室來看電視，看的是陳琳英語。我們是學習普通話播音的，他為什麼要學英語呢？

　　臨近畢業瞭，我說我還可以再參加高考嗎，人傢說你已經算是接受瞭高等教育瞭，不能再參加高考瞭。但我們連英語課都沒開過，那麼多課程都沒學過。

　　這時候聽到瞭一個陌生的詞，研究生。我還沒懂什麼叫研究生的時候，我畢業瞭，1978年。班主任跟我們說，現在中央正在開一個重要的會議，這就是著名的十一屆三中全會。

　　後來我到黑龍江人民廣播電臺播音，在哈爾濱到處問，你們誰認識研究生嗎？找到幾個哈工大研究生，都是理工科的。我的研究生怎麼考？沒有一個人能告訴我。為瞭知道到底是怎麼回事，我走進瞭研究生考場，目的是看見卷子。

　　知道我第一年拿著英語卷子是什麼感覺嗎？我想到瞭我奶奶。她不識字，隻能讓我們給她念遠方兒女的來信。我拿著卷子就是那種感覺，認識的字母連在一起，全都不認識。一看開考不到半小時，還不能出場。看看旁邊人，他們怎麼都會呢？自卑。閑著也是閑著，填空吧，這行都填A，那行都填B。這份卷子讓我知道瞭我跟研究生之間的距離。

　　還有一個重要收獲，那次考試我認識瞭我丈夫。我們在同一個考場，他是75級的，要考經濟學院。

　　我考瞭三年才考上，他也考瞭三次，也是沒學過英語。我第一次沒考上的時候，我在猶豫，還考嗎？他說當然考瞭，一點兒沒有猶豫。

　　後來我就去夜校學英語，同學很多年紀都比我大，都是老知青，拎著網兜，網兜裡裝著一個飯盒，飯盒裡邊那個勺一直響，就進瞭教室，有的都是拖兒帶女瞭。

　　我生活中沒有那種憤憤不平。每一代都有自己一代的倒黴，每一代有每一代的幸福，你就趕上瞭這一代，沒當知青的人，他就真的獲得很多嗎？

　　南方周末：網上很多流言，說你改嫁瞭一個超級富豪，你為什麼從來不解釋？

　　南方周末：我們已經結婚33年瞭，怎麼可能會有什麼所謂的大款呢？我認識我先生的時候，他是一個黨校老師，教經濟學的。我後來還偷偷聽瞭他的一堂課，他正在講一把斧子換五隻羊，講貨幣的產生。

　　我先生是那種人，我們倆一塊在松花江邊夕陽下散步，我覺得少男少女們得說點什麼，這個有著經濟學背景的人跟我是這樣說的：這個沙灘這個沙子，在這兒不是商品，如果把它運出去，附加瞭在運輸過程中的勞動，它就變成瞭商品。

　　網上三天兩頭編造的我們的月收入，誰的女兒幹什麼，拿出來曬一曬，誰的老公拿出來曬曬，是不是沒有什麼別的可說瞭呢？我認識他的時候，他就是這樣一個教員，經濟學教員，後來是公務員。

　　再後來他下海，組建瞭華泰保險公司。網上又說身傢多少，這個企業是股份制，有些人可能誤解，以為這是自傢的，身傢上億，其實他就是一個股份制公司的經營者而已。

　　可能也和我是A型血有關，A型血的人做事比較認真，有長性。我籌辦《一丹話題》時，就在想，我如果辦不好最後怎麼結束呢？所以久久沒辦。你看我這麼多年，欄目不換，老公不換，車也不換，我那車都開瞭十幾年瞭，才開瞭7萬公裡，可能就是那種其實骨子裡並不是一個尋求變化的人。

　　南方周末：女兒在國外做什麼呢？

　　敬一丹：做一個公益項目，叫“美麗中國”，一個支教組織，是在中美名牌學校招聘應屆畢業生，到教育資源貧乏的地區從事兩年職業教師的工作。他們不是志願者，也不是雷鋒，是職業教師，“美麗中國”這個機構負責籌集善款，為這些教師做培訓和發工資。

　　我女兒在這個機構裡，負責在美國的募資，我們很欣賞她這個選擇。有一次她說，她溝通的對象捐瞭5000塊錢，特別高興，特有成就感，我也挺為她高興的。網上動不動就給她報一下，說敬一丹的女兒嫁給誰誰，我女兒看瞭說，我都結婚兩年瞭，還爆呢。

　　“他們很多人不太理解趙老師”

　　南方周末：你準備怎麼規劃自己的退休生活？

　　敬一丹：兩三年前我身邊的一些人開始退休。我們臺的化妝師徐晶老師，退休前跟我聊天，她做好瞭各種各樣的準備，狀態特別積極，心態非常平和，我當時想我要以這種狀態走向離開崗位的那一天。現在我好像比原來更在意每一次主持，每一次我想這是倒數第多少次。

　　南方周末：會因此有特別的熱情嗎？

　　敬一丹：應該說有特別的珍惜。“熱情”可能10年、20年前我會用，現在可能用“珍惜”更準確。

　　以後我也會經常去北大，比如北大的藝術碩士的課程，招生到論文答辯，一直到畢業，我都有參與。

　　我現在母校的方向有點意思，原來我在北京廣播學院當老師的時候，很沒底氣。我拿什麼給你，我的學生？離開之後，我反倒覺得我願意和學生交流瞭。最初是和播音專業的同學交流，後來擴展到電視學員，以及在職的同行交流，最近這幾年，更多的是在培訓媒介素養，特別是領導幹部的媒介素養，這個起步是從培養新聞發言人開始的，後來擴展到我們國傢的官員階層。

　　南方周末：怎麼培養？

　　敬一丹：培訓首批新聞發言人，第一次是邀請我和白巖松講課。其中有一課叫《記者眼中的新聞發言人》。從記者的角度來看新聞發言人，挺有意思的。講第一課時，我說，很多年前我給教育部打瞭電話，問一個數字，當時很多教師流失，學生流失，教育部有沒有這個數字。教育部信息中心的人在電話裡冷冷地回答我：你打一個電話，我就能告訴你這個數字嗎？那你還需要我做什麼？你得開單位介紹信，非常官腔。

　　我想到這個細節，看到眼前這麼多政府部門的新聞發言人，我覺得這真是一個進步，我們居然要有新聞發言人瞭，要講信息公開瞭，一個記者和一個被采訪的人會有這種交流。這麼多年走到今天，從培養我們國傢第一批新聞發言人開始，到現在有10年瞭，我一直沒有離開這樣的課堂。

　　南方周末：還會繼續做節目嗎？

　　敬一丹：我內心特別喜歡那種走出演播室的節目。2001年中央電視臺開瞭第一個直播欄目，叫《直播中國》，我很喜歡，挺養人的節目。做《焦點訪談》有時候過程很痛苦，我享受的是這件事帶來的結果，對我們現實生活的某種推動。《直播中國》是人文地理，你可以享受它每一個細節和每一個過程，享受到什麼程度呢？有時候我覺得不是在做節目瞭，好像播出不播出也不那麼重要瞭。可惜那個欄目在央視存在沒有多長時間，一年，我現在還經常回味。那個節目培養瞭一支職業的直播隊伍。在這之前央視一說到直播，就是舉全臺之力，而《直播中國》把它變成瞭常態。

　　南方周末：像你這樣因為年紀退休很可惜，如果在CNN，你剛剛到黃金期。

　　敬一丹：有些事不能比，你說的不是我們的電視臺。不但是60歲是一刀切，55歲，如果你不是高級職稱的話，按照我們現在的體制，已經退瞭一大撥瞭。我的同班同學是在四十多歲的時候，在地方電視臺退掉的，那時他們正是年富力強的時候。人在四十多歲的時候狀態是最好的，尤其是女主持、女播音員，但地方電視臺幾乎全部退掉瞭。我曾經多次在界內研討會上說到這個現象。可能是電視太年輕瞭，觀念也太年輕瞭，這也是一種不成熟。

　　但是這事也特別因人而異，國外的電視臺到七八十歲依然能在鏡頭前工作的人，那是優秀中的優秀，中間不知道淘汰瞭多少人呢。將來在中國電視上是不是有一些特別優秀的，依然能夠白發蒼蒼地出現在大傢面前的，也會有的，但是並不是每個人都有這種可能。

　　南方周末：趙忠祥是這種類型的嗎？

　　敬一丹：他是這樣的。從中央電視臺正式退休以後，應該說他的空間就不僅僅是CCTV瞭，趙忠祥老師所參與的節目，都是其他節目聘請的。過去趙老師出現的時候，曾經是《新聞聯播》、《動物世界》、春晚，他給大傢的感覺是特別的主流，有的時候是國傢形象。現在我們看趙老師出現在各種各樣的場景裡。

　　他們很多人不太理解趙老師，趙老師年輕的時候在《新聞聯播》，那時候我們傢還沒電視呢，趙忠祥老師是在寂寞中堅守瞭那麼多年。在《新聞聯播》、在春晚，他一直保持著那種敦厚的形象，老瞭還不讓人傢性情一下？

　　現在你看趙老師參加的節目居然還有選秀，還有跳舞，有的人挺不理解的，說趙老師你這麼大歲數，怎麼什麼節目都參與呢？其實我對趙老師有一點理解，趙老師外在約束和自我約束瞭一輩子，退休以後也想輕松一下，為什麼不能這樣玩一下呢，為什麼不能這樣快樂一下呢？我看現在趙老師狀態還挺好的。

(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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